鸡足山庵位于车田镇嶂石村鸡志坑，建于康熙四十三年，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，传世法器清代洪钟现悬挂于车田中学励志亭。

鸡足山庵为南越王赵佗后裔出资兴建。传说，南越王赵佗后裔在佗城经过千百年的繁衍生息，不少孝子贤孙靠着勤劳勇敢发家致富，其中一孙更是先拔头筹，成了拥有连城店铺、财富足甲一方的富庶商贾。为感谢祖宗荫护，同时也期待子孙后代也能继续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，该孙不惜重金聘请当地有名的风水先生，从江西沿九连山脉一路披荆斩棘南下，四处探寻风水宝地。经过多年的艰苦跋涉，最终发现该龙脉结穴于嶂石村鸡志坑一座小山的山嘴。可当风水先生赶到小山背北坡结穴处时，只见一座新坟正在动工。

传世法器清代洪钟现悬挂于车田中学励志亭

原来，此风水宝地在不久前已被和平县林寨镇陈姓先行探得，他们正准备将陈氏十世祖、明代贡生陆符公的骸骨厚葬于此。据说，此穴为典型的女阴穴，龙穴头枕大且嶂，左右两旁小矮山群山环抱，正前方不到五里处有一横向山脊堪称“横案”，“横案”过后可见新村水库的一小片水面，再往后便是一望无际的小山水田相间。龙穴背后左右远方有大帽嶂、乳峰嶂，前面左右远方有增坑嶂、无名嶂高高耸立，可谓天、地、人、元齐全。最为难得的是，龙穴的左前方不到二十里的地方，有一座活似倒置风车斗的小矮山，堪称龙穴“仓库山”。根据地形地貌，龙穴吆神“仰睡人形”，如此名贵的风水宝地十分罕见。

赵氏孙见如此难得的风水宝地被人先得，想起探寻过程的种种艰辛，不禁悲从心起，惟有发出“子孙没福”的哀叹，发誓从此断绝探寻风水宝地的念头。也许是狭隘心理作祟，赵氏孙不甘心如此名贵的风水为他人独得。他心想，便宜我占不了你也别想占全了，你不是“仰睡人形”吗？我就要想办法让你不得安宁，你既然无法安睡，又怎能全心全意造福子孙呢？于是，他和风水先生商量，决定拿准备用来建造风水宝地的银两，在该坟右后方相隔不足200米的鸡足山建造一座和尚庵，借庵里的暮鼓晨钟扰其清梦。经过几番折腾，和尚庵于康熙四十三年建成，取名“鸡足山庵”。但是，不知是何原因，“鸡足山庵”在建成之初，并未按创建者所想挂设钟鼓。“鸡足山庵”建成后，赵氏孙招募了几名僧侣焚香念经，留下足够添置家当维持生计的钱银即回家继续经营生意。

“鸡足山庵”自建成至拆毁的300多年间，一直香火不断，香火最盛时僧侣多达20多人，开垦耕地近20亩，每年收粮数十石，人称“万户庵”。僧侣传经布道作法的足迹遍布龙和两县方圆数十里，每逢重大节日，庵前香客如云，好生热闹。庵里僧侣不仅丰衣足食，而且还经常接济贫苦人家，他们的善举深得民心，故信徒甚众。

鸡足山庵”建成后，赵氏孙回到佗城。历经此事，他已看破红尘，再也无法继续专心经营生意，改而济贫助困，直至家财散尽，最后举家迁离佗城，到梅州、福建一带安身，从此销声匿迹。   清代乾隆十年，“鸡足山庵”扩建重修，赵氏孙的好友登云镇郑氏的后代，为纪念祖先与赵氏的友谊并感谢赵氏先前对祖先发家的资助，特地召集族人捐资铸造洪钟一口，制作牛皮大鼓一个，分别置于“鸡足山庵”正门左右两侧。从此，“鸡足山庵”暮鼓晨钟、香烟缭绕，数十年前创建者赵氏孙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。后来，“鸡足山庵”经过多次的扩建、修缮，在其中的某次扩建、修缮时，庵里住持或许觉得“鸡足山庵”这个名字有点俗气，见庵的周围长满山竹子，故更名为“桂竹庵”。

清朝末年，“鸡足山庵”的住持是凌北成，和平贝墩瓮口人，精通佛事活动礼仪，甚受信徒敬仰，曾在贝岭下正主持丧葬大型祭祀活动，历时49天。凌北成于清朝光绪年间圆寂，住持之位由其同胞兄弟凌亚高继任。

凌亚高几乎与凌北成同时出家，接任“鸡足山庵”住持之前，一直在贝岭走马滩某寺庙供职。

凌亚高的继任者为梁亚柏，和平古寨人。梁亚柏的继任者为其亲侄子梁亚佛。

梁亚佛自幼丧父，于十多岁时因家景困顿，携母投奔时任“鸡足山庵”住持的叔父梁亚柏，并受叔父影响，削发为僧，潜心跟随叔父学习佛事礼仪，其母则留在“鸡足山庵”料理厨房杂务。

梁亚佛为“鸡足山庵”最后一任住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“鸡足山庵”的僧侣被政府遣散，僧侣所耕田地归公，庵里香案、神像被毁，大部分房屋被拆，仅留正中厅堂一间，以便群众耕作时遮阳避雨。正中厅堂最终也在大约1953年间因年久失修轰然倒塌。梁亚佛落实政策时，被安排到嶂石大队石排生产互助组担任记分员，在排里地主屋分房一间。后来，梁亚佛与袁屋一马姓寡妇结为夫妻，共同抚养马氏与前夫所生的儿子，自己并无亲生子女。梁亚佛大约在1957年左右去世，享年大约50多岁。

解放初，与梁亚佛一起被政府遣散的“鸡足山庵”僧侣还有廖世火、廖龙谷、余亚标、廖兴鉴等人。廖世火，赤木黄三坳人，擅长制作佛事活动所用的各种法器用具。廖龙谷，赤木上塘人，通佛事活动礼仪，负责主持小型祭祀、参神、祈福如“压煞”、“一夜光”等佛事活动。余亚标，和平贝墩古陂人，平常负责厨房杂务，如遇住持外出主持佛事活动，则负责运送法器用具。廖兴鉴，嶂石龙山人，负责庵里的文书工作，后被政府处决。

“鸡足山庵”被毁后，木料、石料全部被群众用来修桥铺路，完好无损的清代洪钟被运到新建的鹤且小学，作为提醒作息时间的报鸣钟。该钟在1960年左右，被运往车田中学，一直悬挂使用至今，尽管历经300多年风吹日晒雨淋，并有多处缺损，但声音依然清晰洪亮、催人奋进。

20世纪60年代，“鸡足山庵”遗址被生产队以间为单位分给农户开垦为自留地，种植黄豆、花生等作物。笔者家里有幸分得一间，每年种植黄豆两造，可产黄豆数升。笔者儿时经常听长辈讲“鸡足山庵”的各种趣闻佚事，常常和同伴到“鸡足山庵”遗址附近放牛、砍柴、割草、采山捻子、摘金银花。每次从“鸡足山庵”的残墙遗址旁边经过，我都会注目凝视，心里充满敬畏，对它的神秘既好奇又恐惧，从来就不敢大声喧哗、轻举妄动，惟恐一不小心冒犯神灵遭到神灵的惩罚。

自从上了大学之后，我一直没有到过“鸡足山庵”遗址，约莫算来也近20年了。去年我就萌发了要写点自己听闻过的“鸡足山庵”发生的那些事，可是一直没有动笔。前些天，跟《车田情-河源版》的编辑们一起聊天，他们的提议又让我产生了动笔的冲动。恰逢家父提出想回家乡看看，于是乎就驾车回了老家。

我家祖屋与“鸡足山庵”只有一坳之隔，距离不到二里，家父青少年时期经常到“鸡足山庵”玩耍，并因调皮、勇敢、忠厚、正直，深得僧侣喜欢。家父也因此从众多僧侣的口中获得许多与“鸡足山庵”相关的各类信息。在与众多僧侣的交往中，家父与梁亚伟的交情最深，呆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，家父对梁亚伟的佛礼不太感兴趣，对梁亚伟抽烟的“技艺”倒是“顶礼膜拜”，刚满十岁就扛起了“烟枪”，而且一扛起来就再也舍不得放下，对它可是终生不离不弃。

与家父聊起“鸡足山庵”的历史典故时，家父总是口若悬河、如数家珍。我想，“鸡足山庵”留给家父的记忆肯定是丰富而又深刻的，在家父的成长历程中，“鸡足山庵”的影响应该是无形而又隽永的。在7月21日回到家乡时，家父不顾烈日当头，不理我因担心家父身体吃不消的反复劝阻，依然固执地坚持跟我一起徒步到了“鸡足山庵”遗址。一路上，家父谈兴甚浓，给我讲了许多与“鸡足山庵”相关的趣闻轶事。到了“鸡足山庵”遗址，面对历经300多年风雨洗礼的残墙断埂，家父努力翻开50多年前留在脑海的记忆，给我详细叙述了当年“鸡足山庵”的各种情景，并为当年人为损毁“鸡足山庵”的行为深感惋惜。

“鸡足山庵”存续的300多年间，所经历的人，所发生的事，必然是丰富多彩的，但都已融入漫漫的历史长河，文中叙述的只是其中的一点一滴，而且不一定真确。历史是靠人书写的，只有文字的不断积累，才有历史的不断沉厚。因此，我才敢斗胆把与“鸡足山庵”相关的听闻整理成以上的文字。如有不妥之处，还望乡贤海涵并不吝赐教。